作者：葉青（華東政法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院長、教授）

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將“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單列一個部分進行部署，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高度重視。“十五五”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時間維度上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持續營造安全穩定的國內外環境事關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這就要求我們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全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守護人民幸福和安寧，以更高水平法治中國建設保障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提升國家安全立法、司法、執法水平

國家安全法治體系與平安中國建設需求尚存在一些缺失和需要加強的方面。

一是協調性不足。國家安全領域涵蓋政治、國土、軍事、經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糧食、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人工智能、網絡、數據等20個重點領域，《建議》則在“加強重點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部分，又提出“加強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生態、核、太空、深海、極地、低空等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但就現有國家安全法治體系而言，一方面存在立法空白，海洋法、航天法、電信法、網絡犯罪防治法、國土空間規劃法、城市管理法、耕地保護法等久未出臺；另一方面缺乏整合協同，呈現出“碎片化”態勢，規則沖突甚至是理念沖突并未杜絕，如《反間諜法》和《網絡安全法》就在跨境數據管理方面暴露出銜接不完善的問題。

二是前瞻性欠缺。面對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新特點新趨勢，應對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型安全威脅的法律供給與現實需求存在代際差。對此，需要加強戰略性、前瞻性、系統性研究謀劃，及時把人工智能、基因技術、量子通信等前沿領域納入國家安全法治體系建設中，進行超前統籌考慮。

三是國際規則銜接困難。網絡安全、跨國犯罪、氣候變化等新型安全威脅，具有鮮明的跨國性、全球性特征，可能造成國內法與他國法律及國際法的沖突。特別是國家安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在應對西方國家的“長臂管轄”和各類法律“陷阱”時，往往暴露出執行層面協同聯動不足、法律實施效果受到限制、緊急預案準備不足等短板。

在立法層面，切實提升立法的系統性。學術界要深化對國家安全領域相關概念的認識，通過聯合科研攻關克服觀念的滯后性，為國家立法提供智力支持。國家安全立法中，要積極吸收科技發展最新成果，盡可能規避立法的滯后性，并在與國際法的互動中，著力提升我國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話語權。在司法層面，切實提升司法的精準性。明確司法機關的職權邊界、規范執法程序、強化監督機制，確保司法機關始終保持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高壓態勢。制定司法解釋規范人工智能、數據安全等新興技術應用邊界，精準打擊各種形式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通過及時有效解決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為國家長治久安筑牢根基。在執法層面，切實提升執法的權威性。依托集中統一高效的執法體系，明確重點領域執法范圍、強化跨部門執法協作、規范新興領域執法行為，在機制層面繼續推進法治化，建立垂直管理向扁平化轉變的實戰體制，組建專業化團隊。建設常態化協同聯動機制，完善中央與地方、安全戰線各部門間、安全戰線與法治戰線間、軍地間的協同機制，應對連鎖式安全風險。

推動國家安全與社會治理機制融合

當前，我國預防性法律制度在國家安全領域的應用范圍較窄，傳統法律存在滯后性制約，基層治理經驗嵌入國家安全治理體系有待深入落實，治理層級銜接和資源整合存在現實困難。此外，互聯網信息技術浪潮背景下國家網絡安全、數字技術應用與人文關懷的價值沖突，難以在法律層面得到有效規避。《建議》要求“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即要求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其中，健全社會工作體制機制，完善社會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鄉村治理，完善社區治理；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引導各方有序參與社會治理，是題中應有之義，自然也應成為國家安全學研究的時代課題。

要構建一個將國家安全管理與“楓橋經驗”緊密聯系的治理體系。突破傳統安全治理中維穩與維權的二元對立思維，推行以人民主體性為核心的安全韌性治理新范式。要發揮基層治理中法治德治自治的協同效應，將人民群眾參與轉化為國家安全治理的韌性資源，形成從矛盾預防到風險消解的理念共識。“楓橋經驗”內含多元主體協同機理，植根于我國社會治理的客觀實踐。要創新治理路徑，注重組織韌性、制度韌性、文化韌性與技術韌性，形成從基層矛盾化解到國家風險防控的縱向貫通機制。觀察分析基層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耦合效應，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韌性評估指標體系。

加強國家安全法治人才培養

在國家安全法治人才的培養方面，仍然面臨著“供給側”與“需求側”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在供給側方面，長期以來受限于國家安全和國家安全法律兩分思維的影響，學科融合發展較弱，影響了國家安全法治人才的培養質量；在需求側方面，國家安全法治人才成長的制度環境仍不成熟，政府、企業、法律服務機構等能夠提供的國家安全法治人才崗位有限，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拓展。

一方面，加強綜合規劃與協作，解決資源分散的狀況。要處理好專項培養和普遍培養的關系，實施國家安全法治人才培養專項計劃，創新人才選拔機制，吸引一流學生進入專項計劃。合理設計人才發展結構，對接頂尖教學資源支持計劃。改革人才選聘和評價機制，集聚一流的師資支撐專項，整合國內綜合性大學、公安院校、政法院校育人資源，成立國家安全法治人才培養統籌協調機構，統籌人才培養方面的要素資源，爭取實現人才培育成長的制度環境和配套資源明顯優化。

另一方面，推動理論課程與實際應用相結合，解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匹配。要深化協同育人，與國家安全實務部門共同制定人才培養方案，聚焦立法執法司法、外交人才和國際組織法律人才培養，共同建設一批高質量的法治實務課程、教材、案例庫、師資和實踐實訓項目（基地）。通過實習、比賽培訓、仿真模擬和定制化培養等多種方法，提升學生在應對國家安全事件時的實踐能力，克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將書本上的法律理論轉化為實際應用能力。